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齐鲁文化的主体内容和鲜明特色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以“礼”为形式，以“天人合一”为目标，以“因时变革”为灵魂。虽然齐鲁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思想精华则出自齐鲁文化。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她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如气、阴阳、五行等学说，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移植而来的，整个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范畴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药理论。
那么，齐鲁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地位
首先，齐鲁文化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摇篮。中医药学不是一些散在的、零碎的经验、技术和知识的堆积，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整个中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最坚硬的、最不易改变的基本假说和基本原理当属阴阳五行学说。
在中医学理论中，言必称阴阳。自阴阳学说渗入中医学之日始，就与中医学内容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为中医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中医药学中，五行与阴阳几乎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五行是天地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和规律，人与天地万物一样都要受到它的支配。如《灵枢·通天》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素问·脏气法时论》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五行与阴阳一起，贯穿于中医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本草等各个层面，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阴阳五行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骨架，是中医药学一切知识的统帅。不仅是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而且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理法方药的各个层面，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的阴阳五行理论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起初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轨迹。至战国时代的齐国学者邹衍，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阴阳说与五行说，在五行相生的基础上又发展了相克说，使五行理论渐臻完善，并将二者融为一体成为阴阳五行学说。到汉武帝时，阴阳五行学说与先秦儒、法、道、墨、名家学说一起，经过董仲舒的改造生成了新儒学，从而融入并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影响至今。同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当时的中医药学所吸收和利用，并成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直接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春秋战国之际齐国之所以能有长桑君、秦越人，汉时的公乘阳庆、公孙光、淳于意、楼护等名医辈出，与首先诞生于齐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阴阳五行学说是在齐国稷下学宫中产生和发育起来的哲学流派，而阴阳五行在构建中医药理论体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齐鲁文化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摇篮。
其次，齐鲁文化是中医技术方法的源泉。先秦时期的齐鲁大地，就是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中心，文人荟萃。管子、晏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荀子，都生活在这里，成为思想家成长和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秦汉之后，齐鲁文化余胤不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勤劳、勇敢、智慧的齐鲁儿女，在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自然也离不开齐鲁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不仅涌现出许许多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文学家，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永垂青史的医学家。上至商代的伊尹、战国时代的秦越人、西汉的淳于意、魏晋的王叔和、北齐的徐之才、北宋的钱乙，下至宋金时代的成无己、清代的黄元御等，都是我国医药史上贡献卓越的著名医家。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出土文物表明，早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之际，锥形砭石已流行于山东、江苏、浙江一带，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砭石的处数最多，似是锥形砭石的主要发源地，其针尖呈三棱，锋利尖锐，磨光精致，其中1979年滕县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针，经鉴定已有7300多年，年代最久。1954年济南大观园商场地下挖掘出汉墓石雕，1956年微山县两城发现汉代画像石刻，1978年嘉祥县宋山发现汉画像石，都刻有用针刺治病之图。可见，齐鲁之邦是针刺疗法的主要发源地。
《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字阿衡，有莘氏（今山东曹县北之莘冢集）人。夏末殷初佐汤伐桀有功，用为左相。晋人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汤液者，煮物取汁可饮者也。中药的汤液，正是用草木的根、茎、叶、花、子等置于锅内煎熬而成。世传“汤液起于庖厨”，“始于伊尹”，伊尹发明汤液，被后世医家作为治病的重要剂型。
《史记·扁鹊传》云：“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司马迁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由此可知，扁鹊学派的代表性医家齐国的秦越人，是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发明人，特别是创造了切脉诊病的方法。秦越人，是我国医学史上可资考证的重点人物，其前虽有伏羲、神农、黄帝、岐伯等人，但皆系传说者，无业迹可考。唯秦越人有姓名、里籍、事迹、传记。他对中医药事业的贡献，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
齐鲁医家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做出开辟性的发明与创造，其内在的根源在于齐鲁文化一贯倡导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基本意思，是人们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得以感性存在的外部对象实体为本源，然后通过联想、推理的中介手段得出所需要的最终结论。它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相沿成习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或习惯，广泛运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各个领域。
此外，晋代葛洪曾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所谓“十道九医”，更是形象地
说明了道家学说对中医学的巨大影响。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托名于黄帝，世称黄老，或曰老庄。道家学说源于楚，而成于齐。战国时齐之稷下学宫有三派，曰儒、曰道、曰阴阳，三派之中以道家居多。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说：“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汉初崇尚黄老，导源于齐。”道家学说之所以在齐国发扬光大，乃是由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大大影响到战国的方士，后来又被道家所吸收的缘故。
·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学术影响
首先，齐鲁“和”文化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方向。“和”是齐鲁文化的精髓，不仅仅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保持高尚道德的社会规范，也是处理天人关系、身心关系的最高准则。因此，“和”的思想被深深地烙在了齐鲁中医药学的学术体系之中，成为齐鲁中医药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进而通过养生理念及医疗活动反映在齐鲁人的身心特征上。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齐鲁中医药学在调养精神方面，特别注重人的自我修为，并以“和为贵”作为养神的基本准则。一方面，主张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无论是自然界的馈赠还是自然界灾难皆坦然面对，形成了刚毅勇敢、无所畏惧、实在坦诚、率直大方的群体性格；另一方面，在社会中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身心灵的安宁，造就了山东人正直忠厚、朴实好仁、尚义轻利、豪爽仗义、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性格特点。山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使得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人们具备了平和恬惔的心理状态，以及负责担当的社会行为准则，这正是中医养生学倡导的健康标准之一——“志意和”（《灵枢·本脏》），也是《黄帝内经》所描述的能够抵御外部诱惑及精神刺激、保持身心健康的良好心理素质。
中医学历来强调“形与神俱”（《素问·上古天真论》），即躯体与精神的协调统一，这也是齐鲁“和”文化的重要体现。山东人素以体魄强健、身材高大著称，国内外调研资料显示，山东人在《中国各省男女平均身高表》中均位居榜首。关于山东人体魄强健、身材高大的原因，有许多不同观点，但全面分析，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山东人良好的心理状态对躯体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内经》有曰：“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灵枢·本藏》）又说：“五脏者，身之强也。”可见，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五脏生理功能维持正常的基本条件，而五脏精气充盛又是身体强健的内在基础。所以，山东人的体魄强健与之心理健康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由于齐鲁文化及齐鲁中医药学的滋润和保护，生活在山东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经受历史上的瘟疫及灾难的时候，表现出强大的抗病力和生命力。2003年的SARS事件即是明证，面对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严重瘟疫，齐鲁大地奇迹般地实现了零发病率。这不能不让人感慨齐鲁中医药学的伟大以及山东人的强壮。
其次，儒家文化为中医药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孔孟之学为学术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发源于山东，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一直是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医学凝聚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成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儒医”这一独特的医生群体，是当之无愧的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两汉至隋唐，儒学对医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人知医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但此时医术被视为“小道”、“贱业”，社会地位低下，许多儒者耻于为医，如“然左右行游诸侯……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的临淄小吏仓公淳于意，“本作士人，以医为业，意常自悔”的名医华佗。但这少数从事医学的士人构成了当时医学界的中坚，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进程。
宋代始有“儒医”之称，《宋会要辑稿》云：“夫见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政府对医药学的重视，使医儒关系日趋密切，医生的地位得以提高，辟了医学儒学化的发展路线。《中国医学源流论·铃医秘方》中指出：“医生这门职业，自宋代为之一变，从草泽铃医之流转移到士大夫身上，以至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
特别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思想的风行，使医学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众多儒生、士大夫转而习医或涉猎医学，许多科举不弟的儒士自然进入了医学领域。
儒医的大量出现，或是儒而知医，或是医而兼儒，甚或是弃儒从医，使孔孟之学对医学的影响不断增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影响了中医的治学理念和基本方法
儒家文化对传统极端尊重，最重要的治学方法是解释和阐发其所尊奉的经典即“四书”、“五经”。经学的治学方法通过儒医渗透到中医学术界，儒医确立《内经》的医典地位，以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方法研究医经，尊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杂病论》之方剂为“经方”。儒医尊崇经典的治学思想极大地强化了中医理论的延续力，使之成为世界传统医学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医学体系。
经学有古今之分，医家有师承之别。医学流派的传承授受，医学上的不同流派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特别是儒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影响了宋以后医家的治学方法，理学各派的学术争鸣对中医学派的形成、发展起到直接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总之，儒家古文经注重名物训诂和今文经重视微言大义的理念是儒医治学准绳和基本方法的重要渊源。
第二，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儒医”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医生的组成。儒医精通六经诸子，文字功底深厚，无论是注疏经典、校正医书，还是搜集经验、著书立说，都能驾轻就熟，对构建、丰富和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著书立说为儒家根基，儒医博览群书，博采众家之长，搜集整理古医籍，竞相著书，甚至不以医为业的儒子也兼以医籍整理。如出身世家的王焘编篡《外台秘要》，引用以前的医家医籍达60部之多，还大量采集民间单、验方，可谓“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是中医学知识和经验传承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宋代政府成立校正医
书局，由精通考据之学与医学的儒者校订了大量医籍，《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至今留传下来的中医古籍约有万余种，这些都是儒医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的医学遗产。
第三，造就了中医之仁爱济世的道德情怀
儒家以“仁”为本，“仁”的本质就是“爱人”，与医学有共通之处。儒医以儒家伦理阐述医德，把医术作为推行仁术的手段之一，对中医传统道德观有重大影响。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医乃生死所寄，儒医主张修德敬业，对病人无论贵贱贫富华夷愚智,都一视同仁；精研医术，通过治病，还可将仁爱之心播散天下，使家庭亲睦，人伦有序，社会长治久安。如“不为良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的清代山东名医黄元御，行医一生，不仅医道精湛，对病人富贵不媚，贫贱不欺，一视同仁，传为佳话。
儒家“以生为德”，儒医认为行医救人，是实现儒生“济世”理想的重要手段。怀揣仁爱、以医术济世救民成为儒医的基本宗旨。特别是一些士大夫不仅愿意涉猎医学，而且搜集、整理、出版验方之风兴盛，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的习惯，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这些行为推动了医药知识的普及，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济世救人的思想。
总之，根源于齐鲁大地的孔孟之学孕育了“儒医”这一独特的中医学术群体，儒医是联系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纽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儒医文化是中医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认识儒医对梳理中医学发展脉络、探寻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均有帮助；弘扬儒医文化是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均有裨益。
·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全面丰富和推进齐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弘扬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
齐鲁文化作为中医理论形成的摇篮，对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与全国其他地域相比较，相关研究明显滞后和不足。而且，齐鲁中医药文化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东省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本应成为齐鲁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时至今日依然缺乏有深度的系统挖掘。因此，在国家大力弘扬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倡导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现状，全面开展齐鲁文化与中医学的系统研究，有利于全面丰富和推进齐鲁文化建设，为进一步凝练和打造齐鲁文化的核心价值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其系列重要讲话中，也多次使用中医药学的术语来喻指问题的核心所在，非常生动。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齐鲁中医药学是整个中医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说，齐鲁中医药是了解齐鲁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切实开展齐鲁文化与中医学研究是弘扬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
第二，有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医学的科学与文化内涵，是明晰中医药学科属性与定位以及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对中医学的哲学与科学属性，作出了高度概括和精准说明。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与生命医疗科学的密切结合，是形成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但是，时至今日，片面强调中医学哲学或科学属性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深刻影响了对中医学的合理评价与系统研究，制约了中医学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基于中医学的自身特点，以齐鲁文化与中医学研究为切入点，认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医学理法方药构建、医生道德塑造的方式与具体历程，进而对中医药的科学与文化内涵做出清晰诠释，对其学科特色、属性、功能等做出客观界定，有利于进一步全面认知中医药的内涵，及其对于传承中国古代科技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可为今后制定中医药学的发展规划提供宏观指导，是明晰中医药学科属性与定位以及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三，有利于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华民族宝贵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作用和全面推动中医药行业综合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与实践经验的集中总结，它强调整体把握健康状态，注重个体化，突出治未病，临床疗效确切，治疗方式灵活，养生保健作用突出，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实用价值。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是中医药学术创新进步的不竭源泉，齐鲁文化与中医学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便是通过中医药文化研究与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健康养生理念与医疗实践经验的推广应用，为中医药事业的持续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内在动力。
第四，有利于加强和提升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多样利用，是加快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产业发展和对外交流传播的重要需要。
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山东作为文化大省、强省，中医药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有待进一步梳理、保护和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传统技艺、医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要求应予以保存和保护。通过齐鲁文化与中医药研究，对山东省的历代医家与医籍、文物、古遗迹、道地药材等中医药文化资源现状进行普查，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我省中医药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情况及存在问题等，这是做好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
随着研究的开展与有效保护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推动山东省的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和对外交流传播。例如，整合各类中医药文化资源，促进中医药与健康服务业、旅游业的深度融合，联合创建一批省级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借助山东省毗邻日、韩的区位优势，加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海外知名文化传播机构的交流合作，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促进全省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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