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鹤侪曾为富有人家担任家教，一边任教，一边习医。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正规学习中医。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优选考入清太医院。曾任清太医院御医兼医学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辛亥革命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1933年，应施今墨之邀，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35~1949年悬壶京门。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袁鹤侪书斋名为“知不足轩”，著有《太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痨瘵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并与同仁集资，修订、重刊了《医统正脉》等一批古典医籍。　

· 行医理论

袁氏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的研究，尤重气化学说，对天人相应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在天地，天为阳，地为阴；在人身，则气为阳，血为阴。所以，临床诊病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获效。他虽精研伤寒，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在剖析伤寒时，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在论述温病时，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均融注于内。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足见其立论持平，不存偏见，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 晚清时期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潜研经典，博览诸家，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沿革，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扩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在先生治学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馆，出而问世，以擅治伤寒，精于《内》 《难》而初露锋芒。同年，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遂成为太医院御医。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显然，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被破格任用的。当时的太医院使(即院长)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妥贴，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杀身之危。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正因如此，先生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

· 辛亥革命后

辛亥革命后，先生悬壶京门。不图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机钻营，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其间，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依然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对许多疑难大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深为后学所敬仰。 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 《金匮浅注》、 《医学从众录》、 《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 《金匮》、 《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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