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墨农先生在外科学术上推崇陈实功，赞赏其朴实无华的学风， 以为一部《外科正宗》句句落到实处，绝无虚妄粉饰之词，堪为临床家心典。 先生击赏叶天士《临证医案·疮疡门》中华岫云的评述：“大凡疡症虽发于表，而生则在于里，能明阴阳、虚实、寒热、经络、俞穴，大症化小，小症化无，善於消散者，此为上工。

其次能察明五善七恶，循理用药，其钺砭割，手法灵活；敷贴薰洗，悉遵古方，虽溃易敛此为中药。更有不察症之阴阳虚实，及因郁则营卫不和，致气血凝滞，聚成疡症，但知概用苦寒攻逐，名为清火消毒。实则败胃伐生，迨至胃气一败，则变症蜂起矣。”以为此言虽为华氏目击一些疡医不重治内，而致坏证损人之感慨，实道尽疡医之至理。

夏墨农先生所诊以急性阳证外科疾病为多。推崇张子和“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自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邪去而元气自复也”之说，以为张氏创汗、吐、下三法，使邪各就其近而得泄，用之外科尤为得体。外科治法与内科本同一理，而外证更具有现诣体表的特点，医家应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昼使邪从肌表而出，这样能提高疗效，缩短疗效。

夏氏以为“就近及早出邪”法，与后世病医家奉为圭臬的陈实功“以消为贵，贵科早治”说不相违悖。近世医家多以为消者，不动力针、不破皮，量以内服外敷使疮形消散也。而夏氏则以为消者，固然要消散其疮形，但更重要的是消除毒邪，此乃图本之治，毒邪去则外证形证具消，且不得起也。试观乎脓肿既成之时，任从内服外敷，高热终究难退，退而复起，一旦决脓，脓毒既泄，当日热退，肿痛便减，且不复起。又如疔疮初起，内服外敷，固可望消退，或聚肿溃脓，但难免有溜缰野马发为走黄者。而夏氏见疔先在疮顶划一“ ”刀口，插入香头吊分许，盖以千槌膏，2～3天后揭起，疔头即随之脱出，肿点消，痛点减，旋用生肌药收口，未尝闻有走黄之变也。又如附骨疽、流注，初起多重内消，而消之不退、溃脓乃至附骨疽损骨，流注此伐彼起者多矣。夏氏用一笔消薄撒布膏上，烘热和匀，使不见药，再撒丁桂散或十香散，贴肿处皮上(虚证用《药签启秘》桂麝散)约1～3天，患处作痒，揭开膏，倘见患处起小水泡者，弃膏，挑破小水泡，盖以太乙膏，多能消退，消之不退，或已成脓者，但波动不甚明显者，仍可妨前法再贴1次，但只能贴2天，大多能使肿疡得以消退。此法以贴复发性流火，1贴可永久不发。不需内服药物。又如其治肠痈喜宗《金匮》法，清热利湿解毒统以下法，使热毒从下而泄，治肺痈用千金苇茎汤，或以家传秘方芥菜汤与之频频饮服，清热化痰涤痰，使邪从痰而泄。治热淋，阴囊湿疹，急生湿疹，重在利小便，使邪热从小便而泄。夏氏治痈疽伴有大便秘结的实热证，多用通下，使热随便泄，伴表证者，多参用汗法，以使邪从表解。如乳痈初起伴发热恶寒之用苏叶梗、牛蒡；暑湿流注之用淡豆豉、豆卷，皆使邪早从近泄意也。

夏氏云《素问·生气通天论》谓“营气不从，逆於用理，乃生痈肿”。《灵枢·痈疽篇》谓“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返，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於五脏，脏伤故死矣。”以后各家为《外科启玄》以为疮疡乃是气血相滞而生等，皆以为营卫失和乃是外证形成的关键性病机，故《医宗金监·外科心法要诀·痈疽总论歌》概之曰：“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气血凝”。疡医家既明此理，便知治疡不可无和鉴之法也。故治外证，不论阳证、阴证、虚证、实证，病在肌肤或病在脏腑既要辨证论治，辨明疾病的致病原因，逐邪外出作图本之治，又要重视在病周作用下营卫失和这重要的病机枢转，和营法既能控制病势由浅入深，又能使病势移深就浅。故夏氏在治疡方中常用全当归、赤芍、白芍以和营。当归身补血、归尾破血；赤芍活血行滞，白芍养血敛阴，一走一守，一攻一补，营血谐矣。若见血热用犀角、生地、紫草、丹皮以凉之；兼气滞以顾肝理气药制香附、川楝子、延胡索行之，乳痈者则用紫苏梗和气；兼气虚者用大剂参芪以助之，谓之益气行瘀。寒凝者，用温药助之，阳和汤之属之；阻于络者，用和营通络之治，为鸡血藤、桑枝、桂枝、络石藤、丝瓜络、银花藤是也。更要者，当治阳证疮疡红肿热痛之际，不可妄图一时之愉，过用寒凉，过用寒凉，则病不受而人受之、气血为之冰凝不化，营气因而难和。常见痈初起过用清热解毒药和抗菌素者，每致结块不消或成积乳性乳腺囊肿，脑疽结硬难脓、难消者多属此。临床家不可不察。内服如此，外用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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