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雪一生治学严谨，对伤寒和温病学说有深邃的学术造诣。他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强调“要从诸家入，而复从诸家出，取其精华，融一炉冶”。即使对经典著作，也必须验之临床，绝不盲从而死于句下。

他认为，汉代张仲景著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论述辨证论治的奠基作，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与临床不符合的内容，应该与证治规律性总结的文字分别对待。他指出，《伤寒论》中有三类文字：

其一是总结临床证治规律的，如六经病总纲和主要方证的条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掌握；

其二是个别经验的文字论述，如原书29、30条关于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同时并见者，对此要与第一类文字区别对待，要通过临床去验证；

其三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如“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等，与全书朴实无华的叙述风格不同，可能为后人加入，不可误为仲景原文而等量齐观。程门雪强调研究仲景著述，首先要读白文，仔细反复通读，把其中相关条文贯穿起来，对方证进行归类对比、综合分析，注意药物加减变化，自能逐渐领会其辨证论治规律。他尤其重视精读评注《伤寒论》等书，并随着临床阅历的增进，去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如1940年，他评注《伤寒论》麻黄升麻汤方证条文，认为其“方杂不纯，药不符证，非真无疑”。1945年，再次评注该条，又依据临床实际，联系上热下寒、上实下虚的病证表现，对其复方配伍的处方原则作了充分肯定，并自责以往误断，谓“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程门雪著述中每多体现。

· 中医学术的精神实质

对经典著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医学理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有所发展，至于辨证论治和八纲诊断则奠基于《伤寒论》”。《伤寒论》六经分证是在《内经》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伤寒论》六经与《内经》所述的六经，都与经络学说密不可分，两者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

对《素问·热论》中“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经文，程门雪提出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三日可汗”之意，不是说三阳病都要发汗，而是说三阳经都可从汗而解；“三日可泄”也不一定是用下法，但包括下法在内，如少阴?募毕麓嬉鹾?养阴泄热，都是“泄”。从而纠正了许多人的误解。

· 崇奉张仲景和叶天士

主张学伤寒的必须联系温病，学温病的必须联系伤寒，要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决不可孤立起来认识。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柢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成为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先行者，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叶天士《温热论》的理论，是对前人温热证治规律的系统总结，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是继承了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论点；“逆传心包”，则导源于王肯堂对《秘旨》的引述；而卫气营血辨证法，则脱胎于《难经》的有关论述。

温病学派在察舌验齿的诊断，顾养阴液的治疗法则，和轻清透气、芳香开窍、甘寒生津、咸寒救液等治疗方药等方面，对热病证治有较大贡献，补充了伤寒六经证治的不足。

程门雪对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精和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论断推崇备至，并常付诸实践，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但对其“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等臆测之辞，却极不赞同。程门雪认为，柴胡、葛根为退热佳品，临床自有用途，如陶节庵柴葛解肌汤即是；如兼阴虚者可配益胃、养肝，如张景岳归柴、葛柴等配伍。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拘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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