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丁甘仁推崇张仲景《伤寒论》，临证处方以六经辨证为纲。他认为把握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辨证用药的关键。曾谓，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此二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二者不可缺一。丁甘仁于临床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而在医治外感热病方面更卓有成效。

· 对外感热病的研究

丁甘仁对外感热病的研究，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尝谓“读古人书，自己要有见识，从前人的批判中，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加以辨别。并须通过临床实习，接触实际病例，方能心领神会，达到运用自如”。在数十年中，丁甘仁结合临床实践，对《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辨证施治原则及其应用方法潜心研究，大有心得。认为伤寒与温病学说在实际应用时，必须互相联系，不能对立起来。在治疗外感病的过程中，要把两种学说融会贯通，因人制宜，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试观《丁氏医案》中对伤寒、温病的治疗总是伤寒方与温病方同时采用，并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临证灵活掌握运用，疗效甚佳。

比如，在治疗伤寒类疾病方面，他总是根据伤寒邪从外来，循六经传变规律，辨别其夹杂情况，随机应变，施以适当治法。对于温病的治疗，丁甘仁则于临证中详加辨析证属风温或是湿温。他认为风温邪从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有急剧的变化。“本病利在速战，因风从阳，温化热，两阳相劫，病变最速；尤其是伏温化火伤阴，来势更急，这是与湿温根本不同之点”。在治疗上，除常见的风温侵袭肺胃，熏灼气分的病例应用桑菊饮、银翘散、白虎汤等法外，丁甘仁尤其注重根据临证表现，随时变通。例如，风温证身热有汗不解，咳嗽痰多，大便溏泄，因迭进辛凉清解润肺化痰之剂，其邪不从外达而反陷入少阴，见神识模糊、汗多肢冷、脉象沉细等症，则急用人参、附子、龙骨、牡蛎回阳救逆之法，以救阴阳脱离之危。迨阳回之后，见阴虚燥热之象时，继用救阴润燥之剂而收全功。丁甘仁云：“温病用参、附、龙、牡等，是治其变证，非常法也。盖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化寒，皆随邪势的传变而转化。此证初在肺胃，继传少阴，阳素亏，故阳热变为阴寒，迨阳既回而真阴又伤，故前后方法各殊。若犹拘执温邪不能投温剂，势必不起矣。”关于湿温类病证，丁甘仁认为，湿温之邪常表里兼受，其势弥漫，蕴蒸气分的时间最长，湿与温合，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与伤寒六经之传变多相符合，治以宣气化湿、表里双解法为主。概括言之，其治法为：邪在卫分、气分，按三阳经治法；湿胜阳微，按三阴经治法；邪热从阳入阴，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从以上这些治例中可以看到，在辨证施治上，丁甘仁是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的办法，在方药上则经方与时方综合运用，打破成规，独出心裁。可以说，丁甘仁开创了伤寒、温病两学说统一的先河。

· 对内科杂病的研究

丁甘仁对内科杂病的治疗，则以伤寒、金匮方论结合马绍成、汪莲石的经验进行辨证施治。辨证正确，处方有准则，如治胸痹心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薤白瓜蒌半夏汤；肿胀（水肿）用五苓散、越婢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吐血色鲜红用金匮柏叶汤、千金犀角地黄汤；色黑如墨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利用桃花散，湿热下利的用白头翁汤；黄疸用栀子柏皮汤；阴黄用茵陈术附汤；湿热并重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茵陈五苓散。丁甘仁尤其擅治中风证，如真中风，属阳虚夹痰者用小续命汤、参附汤、半硫丸、人参再造丸等温阳通络法；属阴虚夹痰热者用自制验方天麻半夏羚角汤、温胆汤、至宝丹、指迷获苓丸等柔肝熄风、豁痰疏络法，无不得心应手。

丁甘仁认为，医生临诊时，第一，要估计患者体质的强弱；第二，要酌量病势的轻重缓急；第三，对患者的居处习惯、饮食嗜好等也要作适当的考虑。在投药无效时，必须细究其原因，是药不对症，还是药不胜病，然后加以变动。对病后调理及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要注意脾胃。他着重指出，治脾与治胃迥然有别，并推崇《叶氏医案》中“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以及“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

丁甘仁于外科证治亦见独到。他自拟的外科药品，集诸外科验方，选药道地，加工精细，药有外用敷贴膏药、油膏敷药、药线、散药等，疗效显著，其大红膏尤为著名。他常采用古法 “火针”穿刺脓疡，排出脓血，用以代替外科手术刀。其特点是穿刺创口小而深，排脓通畅，消毒止痛，收口较快，肌肤表层无疤痕。他认为，这一手术方法用于乳痈化脓，可避免乳房内层组织过分损伤的流弊。其法特殊，今人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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