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从豁，河北省滦南县人，1930年出生，今年91岁。我出生于河北省滦南县的农民家庭。

1947年，我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原国立沈阳医学院）西医内科学专业。1951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就报名去了朝鲜战场。那时候缺医少药、物资匮乏，大量的伤员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没办法只好用针灸来解决。我小时候家里长辈会针灸，我也学过一点，于是用针灸给志愿军战士治疗各种疼痛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同时也给当地老百姓用针灸治疗，没想到效果挺好，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越来越相信我，越来越相信针灸疗法。

平时我注重和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取得患者的信任，这样能够让患者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记得有个患者上吐下泻，命悬一线，经过针灸，病情得到明显缓解，慢慢就不吐了，还能吃饭了，最后恢复了健康。可以说针灸在当地从开始老百姓不认识不接受，慢慢转变为效果显著，不断得到推广。由于在朝鲜战场上运用中医针灸治好了很多危重症病人，我还因此荣获了二等功。

1952年回国后，我主动要求系统学习中医，从此走上了中医这条道路，开启了我中医事业的大门。到现在，我在中医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近70年啦！

我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主动联系了时任中央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前身）王雪苔主任，向他提出进一步专门学习针灸的想法。时任所长朱琏得知此事后，非常支持，于是我拜所长朱琏为师，随后又拜副所长高凤桐为师，从此开始系统针灸学习。

我从朝鲜战场归来，到1962年这十年间，包括在广安门医院出诊的同时，也会和朱琏老师、高凤桐老师学习中医知识，尤其是针灸的相关知识。针灸作为我国中医的一项伟大发明，我非常崇拜立志把它学通学精。当时我非常刻苦，每天早上8点就会提前到达诊室等待老师，随后陪老师出诊，晚上总结白天的病案，反复思考和揣摩，利用空闲时间，研读了大量的中医经典。在此阶段，我精读了《内经》 《伤寒论》 《难经》 《针灸甲乙经》 《铜人针灸腧穴图经》等著作，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基础与临床应用。

在老中医师带徒问题上，针灸研究所除了中医研究院院内拜师带徒外，还有一些其它方式学习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和独特诊疗方法，如派人外出学习是其中的一种方式。1953年，我受中国中医研究院指派到武汉中南大区卫生部开办针灸师资训练班。

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前后，计划要从全国各地吸收名老中医及临床疗效好、有特色的中西医人才。当时的领导考虑到我既懂中医又懂西医，故派我到全国各地考察。于是我利用这一机会，在1953～1954年间，全国各地考察的同时，向各位名家虚心求教，博采众长。

1955年，原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开展了针灸治疗哮喘的临床研究，当时用针法和灸法治疗哮喘的近期疗效很好，但容易复发，为了寻找具有预防复发的方法，我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发现清代张璐著《张氏医通》有一段记载：“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夏季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参考上述记载，我们开始在临床开展实验，确有较好效果。

原方中采用麝香，非常昂贵、难求，当时兼任所长的朱琏同志还特批购入，并嘱托认真对照研究，在确保疗效的前提下，能否去掉麝香，以便推广应用。后经多年的反复验证，减少了药物用量，去掉了麝香，改用炙白芥子避免局部发疱，改进穴位组方，保持了较稳定的治疗效果。

1978年发表了“冬病夏治消喘膏治疗喘息型气管炎和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共观察1074例，贴药后经过1～6年的随访调查，连续贴三个夏季的比贴治一个夏季疗效好，疗效随贴治年限而提高。

该项研究曾获1979年卫生部科技成果奖，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针灸针麻国际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冬病夏治”这一疗法，从中医经典论述“春夏养阳”观点，结合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作了介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很多学者当场提出疑问，我和团队成员详细地阐述了中医治未病的观点，对其缓解期治疗伏邪、春夏养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等事实加以证明。

冬病夏治消喘膏治疗慢性气管炎和哮喘的方法，在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已广泛应用，很多国外医生也在应用此法治疗咳喘病。

我在广安门医院出诊后，不断有外国友人来找我治疗，慢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家对针灸越来越认可，随后我应邀到很多国家讲学、示范针灸治疗。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田从豁即以中国针灸专家身份先后到罗马尼亚、波兰、阿尔及利亚、法国、瑞士、日本、泰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十几个国家进行医疗、教学工作，是我国最早派往国外工作的针灸专业人员之一，曾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4年，做为第一批援外医疗专家被派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马斯卡拉医院工作了2年。

自20世纪80年代，我先后参与组建中国针灸学会，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及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针灸在国内外的发展。

1985年，筹备成立中国针灸学会，我兼任办公室主任、大会秘书长，当选为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88年，参与筹建北京针灸学会，历任北京针灸学会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务理事，并筹建了穴位贴敷专业委员会，任穴位贴敷专业委员会第一、第二届主任委员，第三、第四届顾问。主持制定了穴位贴敷疗法国家标准。

针灸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只有不断地钻研摸索，学好针灸的手上功夫，把扎针的技巧学好、学扎实，这样日积月累下来，才能有所感悟。

1980年，我到瑞士的日内瓦总医院参加智利著名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何赛万徒勒里先生的抢救工作。经过精心治疗和调养，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患者痊愈出院。这一治疗过程经由当地报纸报道，不仅传遍日内瓦，驻日内瓦的各国大使纷纷要求尝试针灸治疗。同时轰动了世界医坛，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对针灸的重视，促进了北京、上海、南京的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顺利建立。

我作为博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培养了很多弟子，非正式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我培养的博士生、研究生在针灸学界的不同领域都承担的重要工作，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为针灸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为他们对中医针灸事业的发展所作的努力感到骄傲。

我在临床教学中强调要与患者有心理、精神上的交流，不能忽略病人的精神状态。药物只能给予患者身体上的帮助，而患者和家属也十分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我常和学生们说要学会和患者沟通交流、和他们做朋友，平时要用慰问的口吻关心他们。医生与其多一些交流，告知患者疾病的转归预后情况，给予必要的心理安慰，一方面建立患者信心，一方面患者对医生和治疗信任度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患者的信任，治疗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下去。往往对治疗起到促进作用，治病兼以治心。

我非常幸运，在我年轻时期党中央大力支持发扬发展传统中医事业，对我们这样的一批年轻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感谢党中央的关怀。我也没有辜负党的嘱托，尽心尽力做好党交给我每一个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针灸事业推向国际。

虽然现在院领导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我已经90岁了，不给我增加压力，但是我还是想要在我最后的时光里，给学生们多一些指导和帮助，将中医针灸更好地传承下去，现在习主席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多次提到要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事业，这是对我们老一辈中医最大的认可，我很感动，所以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全部的技术传承下去，将中医针灸事业发扬光大，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文章来源：广安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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