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治学、上师仲景，不宗叶薛，师古而不混古，尝曰： “读古人书，要全面领会，更要结合是临证，要活看不能死看。”其对外感论治，推崇张子和六门三法。其论病重邪气，主张“攻病宜早、达邪务尽”。其崇尚“伤寒温病一炉共冶”，提出“新感、伏邪在于辨证，定名不拘四对，识证须分清六气”的观点。

· 论病首重邪气

王氏服膺张子和“因邪致病”、乃“论病重邪”的观点。其云：“六淫外感，邪也；七情郁结，亦邪也；饮食内伤，亦邪也；气滞血瘀，亦邪也，攻病达郁之法多端，汗吐下其一也，解结开郁，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利水软坚，无一非攻邪之法，只在善用之耳”。并指出，医者必须善辨邪正虚实，方能正确施治。

· 攻病宜早，达邪务尽

王氏崇尚张子和“治病当用药攻，养生当用食补”的观点。对外感热病的论治，主张“攻病宜早，达邪务尽”，邪去则下复矣。其曰“邪盛则正衰，正胜则邪却”，此一定理也。邪气入侵，多由正气先虚，但正气虽虚，如无邪气入侵。虽虚未必病出；犹国之贫弱，如无敌寇之侵入，尚不致倾覆；病者亦然”。其认为，医者在学习《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理论的同时，必须了解“虚处受邪，其病则实”的含义。经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王氏认为，当邪气方侵，正气未夺之际，应及早攻病达邪，切勿坐失时机，善痛贻患。其云：“大病如大敌，必须集中兵力，挫其锐气”。对虚人感邪，主张先达邪后扶正，其云：“治病犹涤衣也，衣垢当用皂，衣敝当用浆，但必须先涤后浆，反之何能去垢”。其见有人喜服补药，每于邪未尽撤之际，即要求臣者用补，对之深为感叹，尝曰：“补剂误人，人之不觉，反颂医名，过去富贵之家，朝夕进补，岂能却病耶”。

王氏虽主张有邪当早攻，邪去则正复，但并非滥用攻法。其用攻，并不废补。尝云：“攻邪要辨证精，又要掌握分寸，邪去即当安正”。凡温病汗后热不解，喑怖不透，懊（忄农）nao虚烦不寐，脉见细软者，用栀豉汤加党参、小麦；胃家实正气虚者，用黄龙汤或调胃承气汤，下后即用参、术调之；虚人如厕，先啜稀粥以防其脱；温病前后都非常重视保存阴津。

· 伤寒，温病一炉共治

王氏认为，仲景《伤寒论》乃宗《内经》《难经》之旨。总结汉以前外感热病治疗经验的专论。论中包含温病治疗的理法方药。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虽证候不同，学派各异，但均属外感时邪。伤寒以六经分类，温病以卫气营血、三焦立论，然辨证用药、理法则一，可以互取所长，融会贯通。若能掌握各个阶段的主证，则理法方药有所遵循。故云：“伤寒、温病乃一炉共冶”。王氏认为，要统一伤寒、温病学说，必先从外感热病的分类正名入手，主要根据六淫邪气所表现的证候来定名，不必拘泥于四时。但时令季节都有其一定的特点，可作为辨证用药的依据。吴鞠通《温病条辨》归纳温病为四类，以风温、温热、温毒、冬温为一类，暑温为一类，湿温为一类，秋燥为一类。王氏则将其归为五类：即伤寒(感受寒邪为主，证候较重者)、伤风(感受风邪为主，证候较轻者)、风温(温病肺经证候为主)、湿温(感受湿热之邪、肠胃证候为主)，中暑(感受炎夏暑热之邪、发热骤急)。至于春温、冬温、伏暑、秋燥，其见证不出风温、湿温范畴；此外，疟疾、痢疾、白喉丹毒等，属外感热病范畴，但均已单独定名，不必牵入其中。这样分类，眉目清楚，纲举目张，符合学术发展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规律。

· 新感、伏邪论

王氏认为，温病的新感与伏邪，是以临床证候为辨证用药依据，二者的基本区别在于：一者感邪即发，一者感邪不即发。其发病，与感邪之深浅和正气之强弱有关。盖邪之入侵，或由正气先虚；或由邪气过盛；或由虚邪贼风，猝防不及，或由反复感受，正不胜邪。正虚者固易病，强者有时亦不免于病，一旦邪气入侵，正气必从而抗之。体实而感邪浅者，往往潜而不发，即使发病，其势亦轻；体实而感到邪深者，每多邪伏而不即发，发则其势较甚，体虚之人，每多随感即发。感不即发者为伏邪。伏邪之发，所以春秋为多者，因暑必扶湿之故。温为粘腻之邪，中人往往不即发病，不同于风温中人而即病也。故云：“风温多新感，湿温多伏邪”。至于伏邪潜伏的部位，王氏认为，感自皮毛，蕴于腠理，恋于肠胃，发于肌表。盖伏邪以肠胃受病为多，后期每发疹喑。至于新感和伏邪的发病情况，王氏认为，城市多新感，农村多伏邪。盖农民终年早出暮归，风雨寒暑劳动于田野，感邪较深。农忙季节暑湿元气正盛，感之者往往不即发病，一旦交秋复感新凉，引动伏邪内发，故农村伏邪多于城市。而城市劳苦大众的发病情况与农民相同。此出说明体质之藜藿与膏粱，在辨证施治上有重要意义，应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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