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生先生为人正直，医德高尚，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深受患者好评。杨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在武汉已很有名气，每天前来求治者甚多，但无论怎样忙，先生都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对于那些衣食无着的穷苦患者，不仅分文不取，还常常送药，以至送钱。当时在 武汉的一些药店、药铺不乏有凭杨先生手条取药记账者，药费则由先生年终结算支付。
解放前，武汉三镇雨季常常受淹，严重时房倒屋塌，街上行船。这正是瘟疫流行之际。为了防止瘟疫流行，先生每年都参加武汉市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济活动，义务为患者看病，并捐钱捐物，救助灾民。
先生虽为名医，但从来没有名医的架子，他行医几十年，从不以衣帽取人。解放后，先生应党和国家领导之邀来到北京，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和驻华使节、来访国宾的中医诊治工作，没有普通门诊任务，因此，许多患者就到他家里求医。先生回家，只要看到有病人，不论是一般工人，还是普通居民，总是首先给患者治病，然后才吃饭、休息。
杨先生就是这样，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直至临终前两天还为一位从新疆来的患者看了病。
先生自幼熟读经典，一些著名的医案医话也都拜读，家中众多医书中都留有先生的批注，对于重要章节，更是反复记忆，直到晚年都可随口咏来。可见功底之扎实。
先生不仅勤求古训，而且非常重视当代医家的经验，注意不断地学习，接受新的东西。他经常在休息时，让我们读医药学刊物上的文章给他听，从中了解医学动态和学科新进展。此外，先生从无门户之见，不耻下问，因此在医药界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初到北京时，为了了解北方常见病的发病情况和用药特点，曾造访过许多医家，就我们所知，就先后到过孔伯华先生、施今墨先生诊所，挂号就诊，求教。
此外，杨老在应诊时，还注意研究患者带来的病历，尤其对于患者反映疗效较好或毒副作用较大的方剂，更是倍加留意，有时患者离去后还组织我们讨论。
由于杨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因此遣方用药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之所以成名，并不是因为有几张祖传秘方，或他有特殊的才气，而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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