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有许多走方医，“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但也有一些走方医打着治病的旗号招摇蒙骗，因此走方医的社会地位较低。走方医虽然在民间长期大量存在，但一直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及著作，这种情况直到清朝中期才有了改变。改变这种现状的人是清代医家赵学敏。
赵学敏（1719~1805年）从小就喜爱医学，其父系当时名医，家里藏有许多医书，乾隆年间下沙大疫时其父延医合药，“赖以生者数万人”，因而为人称道。为便于赵学敏和弟弟研读诗书及药书，其父专门开辟药圃，供其了解、观察药材之特性。家里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个人用功，赵学敏仅读书札记就有“累累几千卷”，广泛涉猎医药书籍。
赵学敏有一位本家赵柏云，系当地知名的走方医，善治牙病、眼病、虫病、点痣等。在交流中，赵柏云认为一些老走方医确有特技，其治病医理与名医大家理论相符，加上他本人也有采集民间药方、验方的体验，就根据赵柏云的口授，加上自己掌握的一些民间医药知识，于康熙二十四年（1759年），总结了427个药方，编辑成《串雅》一书，这就是我国中医药史上第一部关于走方医的书籍。
对这本书的成因，赵学敏认为走方医在民间防病、治病的一些有效方法应得到重视。赵学敏在《串雅·自序》中描述部分有绝技的走方医：“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与寻常摇铃求售者迥异。”书名中的“串”系走方医治病的手段与行话，类似于现在的“催泻”之法；而“雅”则是将走方医的术语由口头转为书面，由俗入理，由散乱趋于系统，故取名《串雅》。
摇铃医治病手法分为“内治”和“外治”。“内治”手法包括顶（催吐）、串（催泻）、截（治病根）等，“外治”手法包括针、灸、贴、浴、熏等。但无论哪种手法，其最大的特点都是简单、方便、廉价。《串雅》也抓住了这个特点，绪论中言：“走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邑，仓卒即有。”这也是走方医最精华、最可取之处。
《串雅》分《内篇》《外篇》，各四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走方医的技术。其中，《内篇》卷一和卷二讲截药，分为总治门、内治门、外治门、杂治门；卷三和卷四讲述了顶药、串药、单方等内容。《外编》分禁方（符咒之类）、选元（各种急症抢救法）、药外（非药物疗法）、制品、医外等。
《串雅》一书的价值有三：一是首次展示了一些走方医的诊疗技术及原理，纠正了一些人对走方医的误解；二是比较系统地整理了走方医的药方，由零乱成为体系，有利于后世医家参考使用；再者，《串雅》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有关民间走方医的专著，为研究走方医提供了重要材料。
事实上，赵学敏对祖国医学的贡献绝不止一本《串雅》，他还著有《囊露集》《利济十二种》《本草纲目拾遗》等。《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药物921种，不仅纠正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书中几十条错误,还辑录了《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包括冬虫夏草、金鸡纳、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草等)，这些资料多数来自于民间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是我国第一部将刀创水（碘酒）、冲鼻水（嗅剂）等国外药物编进其中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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