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英对于六气的研究很深入。他认为,从六气本质而言,暑统风火属阳,寒统燥湿属阴。暑即是热,二气是同属,不能从阴阳将二者划分。但暑与火热又有不同,“惟暑独胜于夏令,火则四时皆有。”即暑有明显的季节性,而火热则四时皆有。火热可以由风寒燥湿郁遏而生,而暑则不具备这一特性。由于王氏的这一认识,确立了暑为阳邪,与火热同性的观点。
王氏十分强调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的区别,指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的传变方式,是指一般外感温病而言。而伏气温病,则不完全遵循此规律。其基本观点,强调新感温病是先卫分,后气分,后营分,后血分,依次相传。而伏气温病,由于邪气内伏,故由里而表,先见营血之证,然后才可见到气分。这为临床上分辨新感与伏气温病,提供了个人经验。
王孟英对其以前的温病学发展作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总结,虽然是集前人之说,但从其评注内容,可以看出王氏温病学说的观点,其兼取众家之说,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后世温病学说的研究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此外,王氏医案中记录的食疗经验甚多,为研讨王氏在食疗方面的贡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亦为中医食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尝谓以食为药,处处皆用,人人可服,物异功优,久饪无弊。但同时也强调以食代药,要详辨食物性味,务求恰合病情。充分体现了王孟英博大精深的学理知识和灵活多变的治疗法则。这些颇具特色的临证经验和治疗方法,对我们当今临床仍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王孟英十四岁时,父亲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余同年冬去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孝顺街佐理盐务。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以明志,艰苦学医三年。
王孟英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奋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平时苦心攻读,手不释卷,上自《内经》 、 《难经》 ,下迄明清诸先贤著作,无不深究极研,并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 《海宁州志》称他“究心《灵》、《素》,昼夜考察,直造精微”。说明勤奋好学是王士雄治学最可贵之处,也是他取得学术成就的关键。
王孟英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十分重视临床,注重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因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的入侵竟然将西方的烈性病霍乱带到了中国,此病在中国大面积爆发,很快蔓延到了江南富庶之地。王孟英以中医扶正祛邪的方法治愈了很多病者。只可惜在这场霍乱之中,他的好友和远在杭州的二女儿定宜不幸逝世,两人死于同一天。
定宜死前对丈夫说:“若我的父亲在这里的话,我一定不会病成这样。”王孟英听到别人转达这句话时,痛苦得晕倒在地。好友和和女儿的离世,没有让王孟英倒下,他白天继续和霍乱做斗争,晚上则开始重新编写《霍乱论》,最终成书便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此后,他便消失了,就连他的亲人都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这场霍乱,还是带走了这位名医的生命,王孟英终年61岁;也有人说,霍乱后,他带着妻子到处游历,一直活到了八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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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英的行医之路—著书立说,悬壶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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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英对霍乱病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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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英的故事—学医3年,巧治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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