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润，男，沪上中医儿科名家之一。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王仲康、父亲王超然均享沪上一时之名。1935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师从沪上儿科名医徐小圃。1939年毕业后自设诊所开业，并设立中国医药化验所和药理研究室采用现代科学方法检查病情。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常委。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学术观点

王玉润教授在他大半生的医学和教研过程中，一贯主张和进行临床治疗和实验检验两者对照比较，以此在各个阶段进行总结，使认识不断地提高和深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一丝不苟地对患者不同症状、体征等临床见症，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述，尤其注重实验室主要指标的显著改善同患者外观变化的吻合情形。他重视以理论指导实践。在治疗和实践过程中他注意排除某些偶然因素如自然痊愈或他药效用的可能性，使临床和实验所获得的资料尽可能的客观真实。 王玉润教授十分推崇人类的最新发现和最新科技成果，并尽可能地将它与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尽可能地将能利用于自己的临床和科研的最新科技成果，结合应用于临床和科研，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和为病人的健康造福，40年代他就创办了“中国医药化验所”和“药理研究所”，坚定不移地走临床同实验、经验同理

论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道路。

大凡对研究对象发展的重新评估，通常跟它的科学知识由经验形态变换为理论形态有关。18世纪物理学，处于臆断与实验相结合的阶段。当人们对其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破除了流行于整个中世纪的“大宇宙和小宇宙基本相似”的经典世界图景之认识后，物理学才摆脱了经验形态而转换和建立了理论形态。早年一位父辈温病名家的死于“温病”、一位至亲的表弟陈正明的死于“湿温伤寒”，使他痛切地感到固守中医老的诊治方法已经不敷客观的需要。王玉润教授对于父辈和自己切身经历的惨痛教训他一生都难以忘怀和释然，因为只辨证而不辨病，哪怕辨证如何精细，但终究不能挽回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的生命。他无法谅解自己的无知和浅陋。对于往事的回顾总结、对于最新知识的如饥如渴的追求，以及通过实践检验和实验研究，他终于破除了对于原有经典理论的迷信。他认识到只有结合中西医和发挥两者所长，取长补短，才能切实提高诊治效果，对患者带来实际的利益。特别是通过“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研究”过程，他的认识达到了理性的飞跃，从而揭示了“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王玉润教授提倡识病治本，不是淡化中医的辨证论治，而是更加强调辨证，强调由表象之“证”深入到本质之“证”，更强调相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要求用合乎实际客观情况且是恰当的单数形式，替代原有的类推、仍带着很大思辨特性的复数形式，从而克服“证”的泛化根源。

王玉润教授的识病治本，不仅重视辨证，而且更加重视论治；不仅要求认识针对性的致病因子、组织病理变化和药理机制，而且要求提出针对性的基本治则以及发掘针对性的高效方药（包括遵循中医药规律进行创造性的新药研制，他的桃仁提取物合虫草菌丝就是他治病求本在治疗血吸虫病性肝硬化方面的创造）。他还强调对治疗结果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解说，而不是只满足于病人表面症状的改善，因而他主张在临床上要有对照组进行反复的比较观察，进一步在实验中获得与患者疾病转归全过程内临床症状、体征变化相一致的结果。

“识病”是人们从传统的“辨证”演进到现代的认识疾病内在本质联系或规律性的全过程。目前，正处于它的全新发展时期。遗憾的是，目前虽有很多先进的科学仪器与技术帮助人们更客观地认识疾病，但迄今为止仍然尚有不少疾病未能达到真正的“识病”水平。而现在一般称为“辨病”的主要内容，仅是指疾病诊断这一方面而已。

“辨证”的主要依据为临床症候。它通过哲学思辨的途径，用直感方法诊治患者，尚且带有总结的抽象性与模糊含混的艺术倾向。“识病治本”无论是在临床实践中或者理论认识上，都是广集传统“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的精华，加以不断提纯、升华的最终思想结晶。王玉润认为，“识病治本”有着比“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更为丰富的临床知识容量，完全可作为随着当代科技的国际走向、朝世界医学目标迈进的简洁有力的认识工具。抗肝纤维化药物发现的价值是王玉润领导下，一批共同工作的同志在医药科研发展道路上具有历史性开拓意义的建树。它并不说明现在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整个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而是指走出传统医药观念的樊篱获得一种新观念、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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