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璐临床经验丰富，其论血证自成系统，颇有见的。他认为，血之与气，异名同类，都由水谷精微物质所化生。气为血之引导，血为气所依归。故而，研究讨论血证，不能离开人身之阳气，而应时刻重视气血的关系。其次，对血证病机的认识，张氏强调气逆火旺与阳微火衰两方面。其认为出血之机理，多由于人体禀赋有所偏盛，再加上劳役过度，损伤人之阴精阳气，致使血从偏伤偏衰部位而出，形成血证。或由于脏气之逆，或由于腑气之乖，致使脏腑气机失调。气行则血行，气逆则血逆，血随气逆，亦可致病。或阴虚则火旺，火旺则动血，血随火性炎上而上溢，而致出血。或由于阳微而火衰，火衰则阳气不能统摄血液，致使血液下脱而致出血。总之，出血之病机，张氏从虚实两方面来阐发，注重气与火两方面，或为气虚，或为气逆，或为实火，或为虚火，纲领扼要，抓住要点。
对于血证的治法，张氏十分强调要根据人体的阴阳偏盛偏衰来辨证治疗。认为过用苦寒之品，虽能取效于一时，只是对实火之证有效。对于阴不制阳的虚火证虽可取效于－时，但其不能补阴制阳，久服之亦会出现使虚阳愈衰而生变证。若对于阳虚之证用之则犯虚虚实实之忌，更使阳气衰微，以致亡阳而不救。他十分重视行血破瘀之法。认为不论血溢血泻，诸血妄行之证，在其病始之际，宜以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然后区别加以治疗。如果骤加止药，每使败血留积，成为瘀血之根，时常反复发作，为害非轻，后患无穷。总之，张氏治疗血证，注重心肝脾三经用药，反对凉涩，注重温通，是其特点。在具体治疗用药时，吐血者，初起多主张用大黄下之，盖血从上行为逆，下行为顺，而大黄凉血行血，引热下行，使胃热下行，则上逆之吐血可望得止。但对于亡血虚人，不可用此法，以防更虚正气。对于善后调理，张璐十分推崇归脾汤。盖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善后调理当重视三经用药，归脾汤恰如其法，故为张氏所习用。
历代医家强调痢疾多属热证，张璐则不以为然，认为属寒属热者均存在。而且不能认为痢疾下白沫者均属寒，痢疾下血者也不能就以为热，临床还应当仔细辨别。若下痢而有血者，当从其血色的紫暗与鲜艳来辨识。若血色鲜紫浓厚者，当属热痢；若血色瘀晦稀淡，或如玛瑙色，则属阳虚不能制阴。二者治疗不同，前者属热，故可用黄连、大黄之类寒凉药物。若阳虚不能制阴的血痢，当以温理其气为主，气行则血可摄。若妄用疏利之法，使人身之津液随之而下，则血不能止，若妄用苦寒之药，则更伤其阳，致变证百出。对于阴虚下痢，身热则邪热更甚，阴血更伤，故其病多危。与伤寒下痢不同，伤寒阴证，易伤阳气，故见身热手足温为阳气回复而可治，见有厥逆不返为阳绝主死。此外，挟邪之痢与时行疫痢亦有身热，治当去其邪气，邪气去则身凉痢止，其病自愈。
张璐研究伤寒，又重视于几种温病的辨识，并注重舌诊在伤寒辨治方面的应用，对以后温病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杂病的治疗，重视辨证，擅长温补，成为明清时期温补学派的医家之一。正是由于张璐在学术上的较大影响，故而后人称其为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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