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四川医家唐容川，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接触了当时这个大城市的许多医家，相形之下，他的医术还高人一着。在医家中，每有疑证问他，他都会一一作答。凡人身脏腑经络，明为观火；且谈三焦更能发人所未发。皆以西医的形态结构印证中医气化。有一次，上海邓甚章医生遇到一例奇难杂证，束手无策，便延请唐容川诊治，一经用药，妙手回春，沉痼顿除。人们都感到惊讶，上海中医药界也为之震动。邓甚章更是甘拜下风，奉之为津梁。尤其在他读了唐容川的医著更是爱不释手，啧啧赞叹说：“仲景之书是锁，这就是钥，真鸿宝欤”。并且，特为唐容川的《伤寒论浅注补正》一书作序。
唐容川从小刻苦学习，研读方书，知识渊博，精通《易经》，擅长医学，中进士前已经是“名闻三蜀”。著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等，后合订成丛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血证的研究和在中西医汇通道路上所作的努力。
唐容川小时候，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在治经之余，也就“习方书”，亲自调治父亲的病。但过了些日子，父亲病情恶化，突然吐血，接着又转为下血，这是他从未遇到的难题。于是，他遍览方书，遇到有关血证的记载，便反复琢磨，并积极请教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听说本乡杨西山写的《失血大法》，得血证不传之秘，他的门徒争相抄录，私为鸿宝。唐容川便多方购求，好不容易得一览。但他看后大失所望，认为这本书议论方药，未能精详，用它治病，也少有成效。因此，他反过来钻研经典医著，废寝忘食地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触类旁通，豁然心有所得，掌握了治疗血症的要旨。他还钻研了其他各家学说，既吸取他们的所长，又指出他们做得不够的一面。如他对李东垣的认识是：东垣重脾胃，但只知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对朱丹溪的认识是：治病以血为主，所以用药偏于寒凉，但不知病在火脏宜寒凉，病在土脏宜甘缓一类药。此外，他对黄元御、陈修园等，也都有正确的认识。由于他擅于汲取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的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治疗血证的经验，用于临床，疗效较好，“十愈七、八”。这时他父亲虽然因血证病死了，而他妻子不料又得了血证。他便亲制方剂，结果，把妻子的血证治好了。由此，他深深感到，大丈夫虽不能立功名于天下，敬有一材一艺，稍微可以补救一下。为了弥补在血证研究上的传陋，他决心编一部有关血证的专书。于是，他将失血证精微奥义，一一探究出来。有的伸古人所欲言；有的补前贤所未备，力求理足方效，于一八八四年写出了《血证论》一书。书写成后，他回顾自己研究血证的经历，不禁感慨万千地说，他悟医道晚了些，所以未能救治父亲。然而犹幸的是能著出此书，可以救天下后世之人了。由此可见，他为能救后世血证患者而感到自慰，以弥补他未能救治父亲的伤痛。
《血证论》是唐容川最有价值的著作。全书综合了各种血证的证治，包括血证总论和一百七十余种血论，还选录了二百余方。论证用药颇有独到之处，是中医学史上有关血证的首创专著。此书解放后有排印本出版，影响颇大，评价颇高。有人认为该书所说的都是实事实理，有凭有验。尤其他强调采用“去瘀生新”治疗血证的原则，对后人很有启发。
唐容川所处的时代，西医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唐容川为了保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抵制否定中医的逆流挺身而出，第一个提出“中西汇通”，试图寻找中西医学术之间汇通的途径。他认为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比如西医详于形态结构，而略于气化；中医精于阴阳气化，而绘“人身脏腑真形多不能合”。因此，他主张尽管中西医产生的地域不同，学术体系不同，但可以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互相汇通，达到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寄望五大州万国之民，都无夭折。
在中西医汇通中，唐容川是采取保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为前提。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医只能用药，不懂“解剖去病”，以此专门找中医的岔子。唐容川拍案而起，奋笔写了《七方十剂》一文加以反驳。他说，《灵枢》、《素问》、针灸，虽无剜肠剔骨之险，却有起死回生之妙。华佗已有剖析之法，后人因为畏其难，就少用了。实际上，“剖析”是“粗工”，不及针刺之妙，而针法微涉不如方药之详。仲景独以方药治病，是最为恰当的。现在，有些人，偶尔见到西医剖析见效，就“奉为神奇”，而不知道“其是失参半”。他用了自己亲身见过和治过的病例加以说明。四川有个人脑后颈上生了一个疮，俗名叫“对口疮”。此疮发于督脉，督脉上颈贯脑。颈之能竖，是由于督脉之力。这个部位的疮，中医认为是不能割的，而西医不晓得，竟把它割去，敷上药，说很快就会长肉的。谁知病人立即颈折，举不起来，三天就死了。又如陕西有一个人腹部臌胀。西医将其剖腹治疗，流出两碗水，从表面上看，病人的膨胀好象消了。但是，不久又发，发了又剖、剖了又发。如此连剖三次，连发三次，一直未断根。唐容川认为，这是西医不讲五行之过，只知放水，而不知水怎么来的缘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为当时总理衙门总办陈兰秋治病的情形。这人肌肤甲错，肉削筋牵，阴下久漏，小腹微痛，大便十天一次。胁内难受，不可名状。腰内也如此。前阴缩小，右耳硬肿如石。唐容川诊视后，说：“这是肾系生痈，连及胁膜，下连小腹。因此时时作痛，又下阴穿漏。这是内痈的苗头。应以治肾系为主。”陈兰秋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西医也说我的病在腰筋髓内，所以割治了三次，但不能止漏。无药可治。现在你的诊断与西医同，该不是也束手无策了？”唐容川告诉他说：“你出入各国衙门，常常接近西方人，就知道西法千古所无。其实并非这样，就拿你的病来说，西医只知道在腰内，但你的耳朵为什么发硬，前阴为什么收缩，大便为什么不下，他们肯定不知道。”陈兰秋说：“是这样。”唐容川解释道：“西医不知肾系即是命门。生出板油连网，即是三焦。肾开窍于二阴，故前阴缩而大便秘。三焦经绕耳，命门位当属右，故见右耳硬肿，周身甲错，是由于肾系三焦内，有干血死脓。”之后，他按仲景提示的方法治疗，就把陈兰秋的病治好了。为此，唐容川深有感受地说：“中国经数圣试验准确，定出形性气味，丝毫不差，为最精”。这些议论说明，唐容川西学中用，对西医甚了解，而深入学习经方。唐容川的言论在当时面对“重西轻中”的潮流中，维护中医经方理论，起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他在研究血证之余，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绞尽心血，可是由于人世界观的局限性，往往采用机械、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收效不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于大胆引用西医的知识来印证和解释中医，汇通中西医学，这种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无论是从他的治学精神以至医学理论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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