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刘渡舟认为，研习《伤寒论》，一定要结合《内经》 、 《神农本草经》和《金匮要略》诸书，这不但有利于全面地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且，在学习后世医家论著时，也就有源可寻，有本可依。他潜心研究数十年，撷古采今，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有《伤寒论通俗讲话》 、 《伤寒论十四讲》 、 《伤寒论诠解》 、 《伤寒契要》 、 《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是《伤寒论通俗讲话》与《伤寒论十四讲》二书，在国内多次重印，并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任主编，组织编写了自研究《伤寒论》以来的第一部专门工具书——《伤寒论辞典》。

《伤寒论》的核心是六经辨证。但长期以来，对于“六经”实质的理解，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针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特别是针对有人提出的“六经非经络”的观点，刘渡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了六经的实质是经络。他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想是在《内经?热论》六经分证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经辨证是以三阴三阳的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离开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组织，则六经辨证就成了空中楼阁。六经辨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辨阴与阳，以三阴三阳的阴阳两纲统摄六经，然后进一步探求病位之表里，病情之寒热，病势之虚实。但是，如果辨证只辨到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地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联系起来，仍然不能明确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以指导临床治疗。所以，六经辨证必须要以经络为基础，通过经络而落实到具体的脏腑组织，使辨证言而有物，从而达到辨证以论治的目的。他认为能否正确地理解六经实质，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运用六经辨证理论以指导临床治疗，这是学习、研究《伤寒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刘渡舟还十分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伤寒论》六经病证，各有提纲证一条。提纲证是指能够反映出每一经络及其相关脏腑之生理、病理基本特点的证候群，对于某一经的辨证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例如太阳病提纲证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脉浮”，是邪气客于肌表，人体正气抗邪于外的反映；“头项强痛”，是太阳经脉受邪，而经脉气血不利的反映；因为太阳经脉络脑下项，头项是太阳经脉所主之专位，故头项强痛是太阳经受邪独有的证候；“恶寒”与“脉浮”并见，是卫阳被伤，不能温煦肌表的反映。此一脉二证反映了太阳经病变的基本脉证特点，揭示了太阳主病在表的病变规律，因而，临床辨证只要掌握了提纲证，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心中瞭然。此外，刘渡舟还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原为邪气伤人而立论，并非只针对伤寒之一病。应该看到，辨证之法是从六经之体而求证，由于六经之体各异，与六经相互络属的各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经的证候特点也就随之不同。六经病提纲证反映了六经各自证候的共同特点，因此，掌握了六经病提纲证，不仅能够掌握其在伤寒病中的辨证规律，而且还可以将其扩大至杂病的辨证范围。正如清代医学家柯韵伯所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

对于《伤寒论》398条条文排列意义，刘渡舟认为《伤寒论》398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条文之间，或隐或现，或前或后，彼此间都有联系。作者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对比互明，言简义永的文法与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方法表达无遗。研究《伤寒论》，首先要领会条文的组织排列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的布局和写作目的，能学到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共鸣，才能体验出书中的精神实质。例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30条：从第1条到第11条的内容是全书的纲领，具有指导全书，统领辨证的意义；从第12条到第28条，以穿插交叙的方法阐述了桂枝汤方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以及加减变化诸证，并引出麻黄桂枝合方的3个小汗法，作为其后论述麻黄汤证之先序；第29条与第30条，以误治救逆的形式具体地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了示范。可见《伤寒论》之398条有经有纬，发生着纵横的联系，以尽其辨证论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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