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生早年以诊治外感时病见长，诊治外感时病的学术思想渐臻成熟。宋先生认为，外感时病的特点是发展迅速，变生旦夕，且病邪有隐伏，病情有真假，因此，为确保诊治准确，第一要见微知变：时病传变虽快，多有一定的迹象可循，如能细心观察，不难探测隐微，做到法随病转，及时处理，防患未然；第二要辨析真假：“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往往阴有此证，阳亦有此证，辨之不清，姜附硝黄皆足以杀人于顷刻之间”，所以必须四诊合参，推详再三，才能不为假象所惑。对于外感时病的辨证论治，宋先认为，当以仲景《伤寒论》学说和温病学说融会而贯通之，力排门户之见，反对派系之争。在辨证方面，“六经”与“卫气营血”同参，而以“六经”为纲；在治疗方面，经方与时方化裁应用，而以时方为主。只有汲其精华，才能两存不废。在六经证治中‘宋先生明确指出，三阳经病吃重在阳明，三阴经病吃重在少阴，邪正交争、生死存亡多系于此。
时届晚年，宋先生以调理杂病著称，其论治肺痨、臌胀、中风等病，每有独到之处。其立法也，注重脾、肾；其用药也，追求轻、灵。宋先生认为，五脏六腑的生机，无不依赖先后二天；反之，脏腑病变久治不愈，亦大多发展到脾肾二脏。由此可见，调理脾肾乃葆命祛疾的法宝。先生治脾有补中、升发和温运三法，并说：“只重补脾，不知调中，非其治也。”所谓调中，是指兼气滞者，参辛香以行气；兼湿困者，参芳化以醒脾；兼水停者，参淡渗以行水。先生治肾则强调消息于阴阳之间，补阳之中需兼养阴，益阴之时需顾阳气，务使阴平阳秘而无偏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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