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潘澄濂认为,疾病是由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辨病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史、病症,结合多方面的实验检查,对疾病作出确诊。这是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虽有疟疾、痢疾、麻疹等病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外感病如伤寒、温病、湿温,杂病如痰饮、咳嗽、水气、积聚等,大都是以证为基础,与现代医学的辨病有所不同。
潘澄濂认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要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应推广执行。但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有的不是按中医辨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一药以试病,有的学步西医,说是炎症,不辨寒热虚实,概用清热解毒。有鉴于此,他指出这只是中西两法的乱套,而不是有机结合,不是辨病与辨证的灵活应用。有感于一般中西医生知识的局限,辨病与辨证难以普遍应用,他主张对某些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医师应讲求合作精神,共同分析研究病情,判断其疗效西优于中的以西为主,中胜于西的以中为主,中西结合,辨病用药与辨证施治结合,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提高疗效。
潘澄濂191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7岁就读于温州十狮附小,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市南洋中学。其故乡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常有急性热病发生,当地名医于此多有经验,深受敬慕。受此影响,潘澄濂中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中医这一高尚的职业,进入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在丁甘仁、谢利恒、曹颖甫等名师指导下,他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及《神农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自行修读。此外,还广泛阅读了《东垣十书》、《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全书》、《徐灵胎医书十六种》等医著,对中医知识有全面的积累。
就读期间,西医在中国已有较快发展,对传统医学冲击很大。中西之界,划著鸿沟,中西论争,日趋激化。在此氛围中,他一面沉浸于中医海洋之中,撷取精华,以为根本,一面挤时间去西医学院旁听学习西医知识,进行解剖、生理、病理实验。嗣后又阅读了日本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的《和汉医学》等书。和田启十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摧残的岁月里,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的精神,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于是他钻研中医之志弥坚,中西兼收,各取所长,为后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年仅20岁的潘澄濂踌躇满志,回温州办起了诊所,同时还参加了某医务所的工作,所中设有病床40多张,收有伤寒、疟疾、痢疾、肺炎、肺结核、肾炎、溃疡病、肝硬变等各种急慢性病例,除用西医药抢救外,其余大都采用中医治疗,使他能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诊治,应诊能力很快提高。
1938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收桴鼓之效。
1956年6月,浙江筹建中医研究所,他被邀到杭州,负责组建工作。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于
1958年7月正式成立。他十分重视科学实验研究,亲自制定了乙型脑炎、肝炎、铅中毒、白血病及晚期血吸虫病等项目的科研计划,从科研设计到观察病例、论文总结,均亲自参加。1958年,他带领科研人员以温病理论为指导,对全省700余例乙型脑炎的疗效进行了总结,获得了卫生部的好评。他以运中分消法、化瘀软坚法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巨脾症,疗效达85%,为脾切除术提供了条件;以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明显地提高了缓解率。他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了门诊部,配备了先进仪器,使研究人员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科研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