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主张将中西医学汇聚沟通的一派医学家。在此主旨下，有试图从理论上汇通者；有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综合使用者；也有主张借以改进中医或中医科学化者，因他们对中西医为不同理论体系尚缺乏深入了解，致使该派的学说和实践只展现于一时，没能流传下来。但因该派的学者们在一个时期内，致力于兴办学校，创立期刊，意在通过接受新知，取长补短发展中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起到了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播中医学术的作用。此外，汇通学派还成为其后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中西医汇通思潮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洋医学大量涌入中国而逐渐形成的。西方列强获得自由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特权后兴办了一些医院、医学校、药厂；传入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在内的各种西医书籍，吸收留学生，派遣传教医士来华。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迥异，必然给传统医学的发展前景带来影响。由于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方法，中西医汇通派又有着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汇通的进程上也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

有一派的思潮认为中医传统的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是优于西医的体系。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西医体系中有些值得学习的内容，而学习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持住中医固有的体系，不至于湮没在西洋医学浪潮的冲击之中。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唐容川。他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的话，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认为中医已发展到“气化”的阶段，超越了解剖学的阶段。这种汇通是比较初级的，甚至可以说是貌合神离的。

另一种思潮则认为，中西医这两种体系各有长短，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这样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人认为可以贯通两者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学习了西医的知识。

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的汇通还没有深入到临床应用阶段。

恽铁樵对西医作了较深入的学习、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汇通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著作中与全盘否定、消灭中医的谬论开展论战，维护中医的生存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欲昌明中医学，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认为这种中医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学。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等。

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他的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杨则民《内经哲学之检讨》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中医理论之提高、中西医辨证和辨病之互通。

汇通派的理论，形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潮流。近代中医学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股思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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