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馨出生于中医世家，悬壶济世近80载，在传统中医“八法”之外创立“衡法”；他坚持以弘扬和传承中医传统为使命，一生追求“德技双馨”；他运用中医疗法治疗非典患者，有效解决了激素治疗引发的纤维肺问题；他领衔的“颜氏内科流派’，是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之一……
颜德馨走了，带着对中医学近一个世纪的深厚积淀，带着对中医文化的坚定自信，带着对岐黄之术的执着初心……他的离世，是中医学界的巨大损失；他的精神，将永远烛照着中医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 民族危亡之际 坚守文化自信
颜德馨为儒学先贤颜回的后裔，1920年11月出生于江苏丹阳颜氏老宅。彼时的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内忧外患之中。国势倾颓、列强入寇，一部分国人在重重重压之下失却了文化自信，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这在医疗卫生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民众将传承数千年的中医学视为“非科学”，当时的官方卫生部门甚至也制定了歧视中医的政策。
即便面对极为不利的大环境，在深得孟河医派真传的父亲颜亦鲁熏陶下，年幼的颜德馨就对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9岁时颜德馨入读白云街鸣凤小学校，同时走读于精通儒学的周鲤庭老师。从汉儒的章句之学开始到宋儒的义理之学。小学毕业后，受教于杨锡甫先生。杨锡甫是江苏省有名的数学专家，曾任丹阳县教育局长，满腹经纶且头脑开明，他对颜德馨在自然科学、逻辑学与国学方面的授业，影响并深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良好的国学功底为他学习中医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自12岁起，父亲开始令颜德馨学习《黄帝内经》，他常随父亲挑灯夜读。杨锡甫很严格，每日督其背诵一章，若背不出，就会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学习《黄帝内经》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对生命观、自然观以及整体观念的认识，亦能塑造中医独特的认知思维，但在读《内经》之初，颜德馨着实无法领悟其中的含义，他只是一味地读下去，父亲鼓励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感悟。”待熟读《内经》之后，父亲又嘱其涉猎《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医籍。
1936年，16岁的颜德馨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中国医学院破格录取，并插班就读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系统地接收中医药专业教育。除了学习中医基础课，如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病理学、药物学、方剂学、诊断学、治疗学、医学通论、医学选粹、医学史、医案、论文等外，还以临床跟师学习为主。颜德馨每天安排半天到名医诊疗所抄方，抓住机会随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祝味菊等中医大家学习，这些老师既有深邃的学识智慧，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题报告，理论联系实际，解疑释难，深入浅出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语言多切中要害，足令人茅塞顿开，这些经历大大拓展了他思维的广度。颜德馨根据自己的爱好，不拘一家，多处拜师学艺，兼学不同流派，不同科别，师从多人，令他受益匪浅。
· 传承医道精髓 衡法理论创新
1939年7月，颜德馨于中国医学院毕业。8月在山海关路延陵里3号自立私人诊所。1945年抗战胜利，举家迁返故里，并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免费施诊给药，通函问病，又为丹阳两家报纸开辟《中华医药》《民族医药》两副刊达60余期，很受民众赞许。被公推为丹阳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又受聘于丹阳县外勤记者联谊会顾问。
1949年丹阳解放，他积极参加迎解放活动和组织全县200余中西医师联合筹委会，由公众推举、政府任命为医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事业如枯木逢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强调“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中西医并重”，初入医林的颜德馨以满腔热忱投入到祖国建设事业，为了更好地学以致用，颜德馨放弃自设诊所之高额收入，受聘于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并参加了农工民主党，担任农工党闸北区委副主委，因其工作的突出表现被评为上海铁路局先进工作者，光荣参加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大会。
颜德馨在传承前人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元四大家”，给颜德馨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丹溪，受“重实际、主务实”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面对疾病谱的某些改变，为了提高疗效，打破了因循守旧、一味崇古的束缚，开展积极的学术争辩。刘完素的火热论、张从正的攻邪论、李东垣的脾胃论、朱丹溪的相火论等，均属独具灼见。他们先后在学术理论与临床实际中独树一帜，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金元四大家”的传承与创新，成为推动颜德馨创立中医学新理论的不竭动力。基于临床疗效的支撑，他继续自己的气血学说探索研究之路。他通过对古今瘀血学说的研究和长期临床观察，提出对血瘀证的诊断，应该以四诊为主，以实验室为辅，总结提炼出“颜氏血瘀证诊断法”。他在中医典籍与临证经验双重基础上深入探索，认为人体气血流行全身，是脏腑、经络、形体、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的临床意义重大。气血以流畅和平衡为贵，如果气血失去流畅就会产生瘀血，瘀血阻于体内，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导致气血艰涩和失衡，这样势必影响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引起脏腑病变，疾病丛生。
因此他提出了“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辨证观点及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衡法”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多种疾病，在治疗上则将衡法归纳为10种配伍方法，灵活运用，疗效卓著。尤其是运用于心脑血管病领域，颇有成效。2001年在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下，颜德馨作为学术带头人组建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目前中心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心标志性学术专著《颜德馨中医心脑血管病学》120万字，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此后，颜德馨又将气血学说和“衡法”治则应用于抗衰老领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最早提出的“人体衰老的主要原因在于气血失调、内环境失衡”的论点，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现已成为这一领域里重要的一种学派。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上述理论，拍摄《抗衰老》科教片，向全世界发行。
· 弘扬中医文化 促进文明交流
上世纪80年代，面对中医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颜德馨反对因循守旧，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医界要统一认识，团结起来，继承中医经典，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和现代化手段，进一步发展中医学。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中医药业采取开设分部、科研合作、技术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发展和走向世界，上海的名医们也开始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
颜德馨活跃于中医界各种学术活动中，不仅与国内中医同仁来往密切，切磋医道，也非常重视同海外中医同行的接触、交流和互访。他多次应邀在世界传统医学大会、美国加州中国医学研究院、国际东方医学会等学术会议、科研机构做临床和科学研究成果报告，荣获了多项荣誉奖励。他的学术成果广泛传播到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影响颇广。他连续三次访美，都引起了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2年，颜德馨发起创办旨在促进中医药现代化，提高中医药学术地位的中医药研究中心——当代沪港台中医药研究中心，在香港注册成立。该中心是沪港台中医界首次打破地域界限而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3年，颜德馨受聘于台湾中医针灸学会、中国医学研究会，作为学术顾问多次赴台讲学。
针对中医在产业化、市场化方面进展缓慢的现状，颜德馨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医事业，他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卓越的洞察力，身体力行积极开发临床疗效可靠的中成药。在上世纪80年代，颜德馨就开始踏上产学研一体的奋斗征程，他长期致力于将衡法抗衰老学说进行成果转化。在长达20余年的研究中，他以追求卓越和永不言败的学术精神先后创制了四代产品，取得了明显疗效。第一代产品为“衡法2号”，通过研究证实其具有降低血脂、改善微循环等作用，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上世纪90年代，第二代产品“颜氏寿宝”研发成功，在美国推广10余年，在北美地区影响非常广泛，用于高脂血症10余万患者，并行销加拿大等地。上世纪末，他又创制了第三代产品“衡生颗粒”，由四川太极集团开发，其销量为全国中药产品前10位。21世纪初创制的第四代产品通过对“衡生颗粒”拆方研究，筛选出新组方——调脂护脉方“行气活血颗粒”，既保留了原方功效，又简化了处方，疗效颇佳。2003年，颜德馨的“衡法在调节血脂中的应用”被评为“中医药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充分肯定了他的研发成果。
2000年和2001年，颜德馨将其临床应用多年的两个中药验方：消渴方、醒脑方实施产业化。消渴方产业化之后名为“消渴清颗粒”，为纯中药制剂，主要针对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Ⅱ型糖尿病）。
2001年，颜德馨在“非典”流行期间，以84岁高龄，勇挑重担，奔走第一线。他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同时还是上海市卫生局突发事件应急专家组成员，积极参与多项中医防治“非典”的工作，参加制定中医中药预防“非典”的方案，创制了“扶正祛邪方”，授权上海3家厂家生产，同时上海市科委紧急将此列为科研项目，边科研、边防治，为预防“非典”取得社会效果。同时指导上海市中医防治“非典”工作，就“非典”病人发热、气促、纤维化、激素反应、危证抢救等进行指导。并参加上海市“非典”病人的远程会诊，为进驻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非典”病房的中医师进行指导。还指导广东省中医院运用中医中药治疗“非典”工作。广东专家去香港后，继续得到颜德馨的具体指导，在抗非典的工作中，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他分别被中国科协和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医药抗击非典型肺炎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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