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钱氏平生刻意方药，因此其对儿科方剂学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钱乙制方遣药的特点是处处注意到五脏的虚实寒热；在祛邪务尽的原则下，处方力求攻不伤正，补不滞邪，或消补兼施，或寒热并投，并从柔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扭转当时医界滥用香燥药物的偏向。

一、化裁古方

钱氏善于化裁古方为儿科所用。在化裁时注意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例如异功散系六君子汤去半夏而成，以收补而不滞、温而不燥之功。由于小儿脾常不足，易为虚实，津液易伤，因此尤宜于儿科。又如大黄丸和三黄丸二方系从《伤寒论》大黄黄连泻心汤脱化而来。大黄丸仅用大黄、黄芩二味，且大黄用量减半，意在既能泻阳明之实热，更可清金而制木，至于剂型改以炼蜜为丸，服法用蜜水送下者，乃取其“丸者缓也”，蜜以润之之意，使该方泻下之力既微且缓，而清热之功又可充分发挥。故以此方治疗小儿肺胃有热，肝风欲动，里实而有下证者，甚为合拍。三黄丸药味虽与仲景原方无别，但在药量与剂型上略有变更。方中重用黄芩，用量为其他各药的五倍，目的在于着重清泄三焦实热，而非专事攻下。剂型用面糊为丸，服法以米饮送下，亦全在顾护胃气、制约苦寒，从微从缓，清泻而不伤正的目的。此方李东垣曾用于治疗小儿、男妇三焦积热，目赤肿痛，口舌生疮，烦躁便秘以及五脏俱热之痈疖、痔疮、肛裂诸病，颇有心得，而被收入《脾胃论》一书。

灵活变通是钱氏化裁古方的又一特色。如古制香连丸用黄连苦降以清热，木香芳烈以行滞，本是治热痢之方，钱氏在此方中加豆蔻温涩止泻，名豆蔻香连丸；加诃子肉苦温涩肠，名小香连丸；加白附子祛寒，名白附子香连丸；

加豆蔻仁、诃子肉、没石子，名没石子丸。上述五方虽然同治小儿腹痛泻利诸症，但寒热通涩之性已有变化。此外，钱氏还将香连丸中去木香，加陈皮，名橘连丸，以治小儿疳瘦，变清热理气之方为消食和气、清火治疳之剂。可见其斟酌通变、动契精微之概。

二、创制新方

钱氏不但善于化裁古方，而且勇于创制新方。在创制新方时，能注意到脏腑功能的恢复以及相互间的整体关系。如泻白散除用桑白皮泻肺化痰、降逆平喘之外，又用地骨皮滋阴退热，甘草、粳米益胃和中。此方泻实顾虚，泻肺顾脾，因此李时珍称为“泻肺诸方之准绳”。又如益黄散用青皮、陈皮、木香理气燥湿，芳香化浊，另有诃子涩肠、甘草守中，虽不用一味正补之药，而方名却曰补脾，可见立方之奥。再如白术散，方中药物主以四君，健脾益气而补中，又因脾喜燥恶湿，故加藿香以化湿；脾以升为健，故加葛根以升清；脾贵运而不贵滞，故加木香以畅中。如此配合，静中有动，升降相因，用治渴泻、疳疾，实为良剂。近世多用此方治疗婴幼儿腹泻，其效甚佳。其他如阿胶散，既用阿胶养阴补肺，又用马兜铃、牛蒡子开肺利咽，杏仁降肺止咳；既从肺之本脏施治，又用甘草、糯米护脾胃以养肺金。如此相合，则补肺之中兼以补脾，滋阴之中兼以宣肃，故为后世治疗肺损久嗽属于阴虚气郁证者之常用方剂。

三、用药务求柔润

小儿稚阴未充，体属纯阳，在疾病过程中，常呈阴虚阳亢，而表现为阳热证候。因此，治疗小儿疾病，应时时以顾护阴液为要。钱氏力救唐宋以来滥用温燥之品的时弊，用药讲究柔润，轻清灵动，扶助脾胃生生之气。如著名的地黄丸，在金匮肾气丸的基础上减去桂、附之温燥，而存六味之柔润，使温阳之剂而为养阴之方，适合小儿阴常不足，无烦益火之特点。地黄丸对历代医家很有启发，如朱丹溪的滋阴大补丸，是在地黄丸和还少丹之中加减而成的。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王海藏的都气丸、泻肾丸都是地黄丸的类方。嗣后，明代的薛己承用此方，称其为直补真阴之圣药，赵养葵极力推崇本方，作为补养命门真水之专剂，故有人认为钱氏开辟了后世滋阴大法。其余如泻白散、导赤散等，皆以甘寒柔养之品组方。盖泻白、导赤二方，均为清热泻火之剂，其所以不用苦寒之芩连者，是因为芩连易于化燥伤阴。再如治小儿气血虚弱夜啼的当归汤，治小儿肺阴虚损的阿胶散，则又以柔润而不滋腻呆

胃为其特点。钱氏使用柔润药物之精纯手法，举不胜举。

四、力戒呆补峻补

一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不但在感邪患病后，邪气易实，正气易虚，而且用药不慎，也易导致虚实之变。钱氏据此特点，在祛邪务尽的原则一下，为求攻不伤正，补不滞邪，或消补兼施，以通为补，力戒蛮补妄攻。例如小儿肺虚，唇色白，气粗喘促，理当补肺阴，然肺为娇脏，尤不宜呆补，故以阿胶养阴补肺，粳米、甘草培土生金，而用马兜铃、牛蒡子化痰宣肺，方名阿胶散，是补中有泻，泻中寓补的典范。诚如《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所曰：“钱氏制阿胶散，专补肺阴，而用兜铃、牛蒡开宣肺气，俾不壅塞，是其立法之灵通活泼处，与呆笨蛮补者不同。”又如上述地黄丸，更以三补三泻为制方之楷模。钱氏还明确指出：'“小儿脏腑柔弱，不可痛击。”观其所创制的祛邪诸方，从不单纯攻邪，而常于祛邪方中佐以扶正之品，如败毒散，本为治疗外感风寒表证而制，方中以羌活、独活、柴胡、前胡等以散邪祛湿，尤妙在大队表散药中，加一味人参以扶正气，盖小儿易虚故也，正气一足则邪随汗出，病可痊愈。此方补中兼散，邪气不致于滞留；散中带补，元气不致耗散。其药物配伍，颇有理法，用于小儿外感表证，甚为合拍，迄今仍为扶正解表的代表方。余如上述导赤散用生地，泻白散之用粳米、甘草，皆有泻中兼补之义。

五、注意升降气机

钱氏以重视脾胃而闻名，处方用药处处顾及脾胃之升降功能。治脾病注重升举清阳，治胃病重视降其逆气。针对小儿胃有虚寒，津液亏耗，中气下陷等证，钱氏创制了白术散。盖脾胃虚弱，当健脾补中，但脾虚吐泻频发，乃中阳下陷之征，若仅以四君健脾，难以取效，故加葛根升举清阳，藿香、木香悦脾，振奋脾胃气机，从而使下陷之脾阳得升，中气得复，则诸证可愈。治疗胃虚有热、面赤呕吐等证，创制了藿香散，方中以麦冬、甘草滋养胃阴而清热，半夏降逆而止呕；重用藿香芳香化浊以振中州之气滞。此与白术散，一升一降，前方重脾，后方重胃。

六、用药精专

钱氏本着《素问·标本病传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的原则，对于那些病势危急，邪实热盛之症，更立精专之剂。如泻心汤用一味黄连苦寒直折心火；大黄丸用大黄、黄芩清泻中焦邪热；玉露散

用寒水石、石膏、甘草清泻胃火；白饼子用滑石、轻粉、半夏、南星、巴豆攻下食积痰湿；抱龙丸用天竺黄、胆星清热化痰，雄黄祛痰解毒，麝香、辰砂芳香开窍而安心神，以治小儿痰热内壅而致急惊实证等。这些方剂又都具有力专功宏的特点，可谓医不执方，合宜而用。

钱氏遣药，还继承了唐宋时期善用金石重坠、介类及香窜走泄药品的特点。如水银、轻粉、辰砂、雄黄、冰片、麝香、牛黄、珍珠、硼砂等，具有解毒清热、豁痰镇惊、芳香开窍作用，用之力专功宏。白饼子丸、抱龙丸、至宝丹、紫雪丹，以及诸多惊疳方剂中皆有所配伍。其中水银、轻粉毒性猛烈，后阎氏提出：“治小儿惊风痰热坚癖，能不用水银、轻粉为佳，如不得已用之，仅去疾即止。盖肠胃易伤，亦损口齿。”又龙脑(冰片)芳香辛凉开窍，提出：“治慢惊药，宜去龙脑”，颇有见地。

七、剂型多变

在剂型方面，钱氏以丸、散、膏为主。所传135方中，其中丸剂71首，散剂45首，膏剂6首，外用方7首，汤剂6首，其中丸药多以蜜或糯米粉、白米粉等益胃之品作赋形佐料，制成小型、微型剂，适合儿科给药特点。可以事先制备，便于及时应用，易为小儿所接受和脾胃吸收。

总之，钱氏之方由于理法严谨，配伍精当，除后世历代儿科医家沿用外，如《幼幼新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保婴撮要》、《婴童百问》、《幼科指南》、《幼幼集成》等均采录钱氏之方，其他如张元素的《医学启源·主治心法》几乎照本全录钱氏的五脏辨证用方，李东垣《脾胃论》、刘完素《宣明论方》、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等方书，均受其影响，他开创了方剂史上由博返约的新局面。及今而言，许多流行的方剂专书中，都收有钱氏之方，且为临床医生所习用。诚如薛己所说：“钱乙之法可以日用，钱氏之方可以时省。”可见，钱氏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实超出了儿科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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