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北京的魏龙骧原名魏文玉，祖籍河北省东光县。求学期间患了伤寒，几乎被庸医所误。多亏一位袁姓中医及时治疗，才保全了性命。从此，他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年仅21岁的他以“不为名相，便为名医”的远大志向，拜当时著名儒医杨叔澄为师，刻苦攻读中医经典著作。后随师临症，逐渐独立应诊。魏龙骧牢记恩师“慎重民命，崇尚医德”的谆谆教诲，奉为终生执医济世之圭臬。

1934年，他考取北平中医师行医执照，从此悬壶济世。解放前15年从医生涯中，他潜心研读经典专著，博览历代名家医论，特别对张仲景的《伤寒论》研读尤深。他不尚空谈重实践，终日致力临床诊病，不知救治了多少危重病人。魏龙骧对患者无论达官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均一视同仁，对贫病交迫的劳动人民尤为关切，施诊送药，视为亲人。因此，每天清晨，先给贫困百姓免费施诊10名，而对达官贵族则有病治病，从不奔走豪门，阿谀奉承。因此，他的高超医术为同道和病人所称颂，医德风范更为时人所景仰，被群众称为京城“四小名医”之一。

解放后，魏龙骧目睹共产党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为黎民百姓谋幸福的丰功伟绩，深受感动，在其父的大力支持下，他依然脱下长衫，换上中山装，参加卫生部政府工作，成为中医界率先从事中医管理工作的先驱。这对当时收入颇丰、生活优裕的魏龙骧来说，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决心的。尽管上有老父需奉养，下有3个孩子在求学，政府实行的低薪金远远不够家用，他变卖家产贴补，维持粗茶淡饭，但他心甘情愿，终不言悔。

在儿子眼中，魏龙骧是严父。小的时候，魏龙骧对子女管教很严，特别是对两个儿子，认为80分才算及格，还专门请家教补习英语和数学。在他的严格教育下，两个儿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是水利水电专家，一个是工程化学专家，其女是医学专家。

儿子回忆，文革期间，父亲与胡熙明、张志坤等人组织“众志成城”战斗队，捍卫党的中医政策，参与编写“中医药工作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父亲耿直的为人给儿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中医教师带着礼物到家中，要求父亲推荐他当教授。父亲说，我是主任医师，完全有资格给你推荐，但这要看你够不够条件。我看病不接受礼物，评教授同样不收礼物。就凭你搞不正之风这一条，我就不能推荐你。

著名老中医路志正是魏龙骧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卫生部中医司的同事。采访他时，他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1950年，卫生部召开首次中医座谈会，魏龙骧出席并接受筹建北京中医学会的任务。同年，在成立的北京中医学会中当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并在学术组工作。

1955年石家庄流行乙脑，魏龙骧带领他们深入基层调查中医治疗的效果。同年，卫生部在河北省举办第一届学术会议暨代表大会，魏龙骧亲自参加协助调研，总结资料，保证大会顺利举行。

1956年，北京也发生乙脑，他积极组织北京名老中医到北京传染病医院、儿童医院积极参与抢救所收治的49名患者，45人治愈，且无后遗症，治愈率达91.8%，从而使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事实再次得到验证，震动了医药界。结果证明，中医完全可以治疗乙脑和肺炎，而且效果显著。同时在各地进行推广其经验，也充分证实了中医的疗效。

一位苏联专家因头痛、发烧就诊于北京医院，经检查确诊为乙脑，服用抗生素等西药后，病情逐步恶化，出现抽搐、说胡话、大小便失禁、半身麻痹、高烧不退以及潮式呼吸等现象。院内院外的中苏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一切对脑炎有效治疗的方法都用尽了，可患者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只能依靠供给氧气和注射各种强心剂来延续生命。

在这危急的关头，北京医院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立即派中医司的魏龙骧等4位大夫前来治疗。他们会诊后认为，患者病症属于祖国医学中的“暑瘟病”，经辨证认为邪在气分，有气营两燔之势，拟出“白虎汤”、“银翘散”为主的方剂，同时加“局方至宝丹”。病人服后，当夜体温下降，但仍处于昏迷、抽搐状态。第二次还以“白虎汤”为主，加入“止痉散”以及“安宫牛黄散”，患者服后体温上升，有痰，抽搐未停。第三次处方同前，加了化痰治偏瘫的药。此后，病人体温逐渐正常，呼吸规则，痰量减少了，抽搐减轻了。3天后，已经昏迷5天的病人清醒了，并能回答问题，后来病人终于痊愈（此事曾以《转危为安》一文发表于195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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